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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職業教育尚需硬政策

發布時間:2015-03-23 來源:中國青年網


編者按2014年在中國教育史上絕非平常的一年, “深化改革”掛帆而起,四中全會帶來了依法治教的東風;考試招生制度改革方案與四個配套“意見”一起構成“新高考”的基石;職業教育得到了異乎尋常的重視,這塊中國教育的短板有望成為支撐教育發展的“半邊天”……

 

除了這些已經見到的,以及可以預見到的改革紅利,當前我們依然面臨很多困惑與糾結。“擇校熱”叩問教育均衡;“性侵”觸及師德紅線;校車事故讓我們痛徹心扉;5000萬留守兒童的生活狀態讓我們魂牽夢縈……

 

新的一年,我們希望教育公平、教育創新成為新常態,渴望技術進步給教育帶來的新變化,期待以開放推動中國教育改革前行。“致2015中國教育”系列評論將與你分享中國教育發展的智慧。

 

2014年全國職業教育工作會議推出了現代職業教育體系頂層設計,從制度層面明確了職業教育體系化、跨界性特征,是職業教育認識論的一次飛躍。職業教育體系具有耗散結構的運行規律。一是變化性,即隨時間、地域、行業、市場的變化而變化,這決定了職教發展模式的多元性;二是開放性,這種結構只有不斷地從外界取得支持或產生交換才能維持下去,這決定了職教與產業的依存關系;三是協同性,即內部子系統之間存在非線性作用,需要建立子系統之間的協同關系,這決定著職教體系的功能和效率。從當前情況看,各地構建現代職業教育體系的思路、做法存在一些差異,也遇到了一些理論認識、制度政策問題,實踐需要“原研究”和“硬政策”的支持。

 

一、如何將職業教育真正建成一個科學體系

 

作為科學體系的職業教育必定有其理論基礎、概念規范、體系邊界、內部結構和運行規律,建設現代職業教育體系的首要工作就是職業教育理論構建。

 

一是要厘清概念。概念是科學活動的基礎,職業教育概念是對職業教育性質、對象、范疇、作用等基本認識的高度概括。國際上,職業教育概念存在不同表述,如技術與職業教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生涯與技術教育(美國)、技術與繼續教育 (澳大利亞)等,在我國曾使用過“職業技術教育”概念,后來《職業教育法》確定使用“職業教育”概念。但我國職業教育概念與國際上其他提法有何異同,職業教育與技能教育、技術教育、工程教育等概念有何區別,并不十分清晰,中國的職業教育概念體系和話語體系還沒有建立起來。

 

二是要劃定邊界。職業教育不可泛化或異化,職教體系的邊界既不能擴大也不能縮小。學校職業教育、企業職業教育和社會職業教育是職業教育體系的三大支柱,然而2014版現代職業教育體系規劃以學校職業教育為重點,對企業、社會的職業教育沒有做出明確的制度安排,顯然是一個缺憾。此外,學校職業教育在現有中職、高職兩個子系統之外,是否建立和如何建立應用技術大學子系統,需要做深度研究,并盡早明確相關政策。

 

三是要制定規則。職教體系內部子系統需要依據規則運行,形成協同關系。中職和高職是職教體系內部兩個相對獨立的子系統,中職不是高職教育的必要條件和必然基礎,各自承擔的教育任務也不是由淺入深、由簡單到復雜、由一般到特殊的線性過程,它們與勞動力市場的密切程度要高于彼此之間的聯系。所以,中職與高職不像普通學歷層次關系那么簡單,兩者之間呈現非線性作用。正是這種非線性作用導致了子系統之間建立協同關系的必要性,只有建立起協同關系才能保證職教體系的整體效能。然而,各地出臺的中職、高職銜接方案大多局限在建立不同學歷層次之間的線性銜接關系而非兩個子系統之間的協同關系。有的地方大幅度提高中職畢業生升入高職的比重,如果這個比重過大甚至超過了就業比重,中職教育的性質就會發生變化,或許中職教育有可能消失了。

 

二、如何將社會需求轉化為職業教育的發展動力

 

經濟全球化和科技進步深刻影響著社會分工,社會人才需求出現了新特點、新矛盾。2014年第二季度我國部分城市人力資源市場供求數據顯示,對技術等級有明確要求的用人需求占36.6%,對高級技師、技師、高級技能人員的需求比去年同期分別增長了12.2%4.3%6.6%,技師、高級技師用人需求缺口最大,其求人倍率達到1.681.78,反映出技能人才嚴重短缺,供求矛盾十分突出。另據北京市2014年第三季度數據顯示,用人需求缺口達17萬人,人力資源市場呈現招聘難的特點。高學歷人員面臨求職難,博士生的求職人數大于需求人數,而大專學歷的人員缺口最大,求人倍率高達3.73,說明教育人才供給結構同社會需求之間有著巨大反差。

 

國家大力發展職業教育的目的就是要解決人才供需矛盾問題,但現在的職業教育管理模式是政府主導下的“政府-學校”模式,政府是職業學校的舉辦者和辦學經費的單一來源,不利于調動企業和社會積極性,不利于將社會需求轉化為發展動力。要想讓職業教育活起來,必須出臺促進職業教育從“供給導向”向“需求導向”轉型的硬政策。

 

一是要將企業需求轉化為發展動力。建議將一定比例的企業稅收返還給企業專門用于設立“校企合作基金”,明確資金投向企業與學校開展職業教育合作,政府監督使用情況,形成政府和企業相結合的新的職教投入模式,推動傳統職教治理模式向以行業和企業為主導的“市場-學校” 模式轉變,建立企業之間、職業學校之間良性競爭機制,提高教育質量和服務水平,從而構建起以需求為導向、校企合作制度為特色的現代職業教育體系。

 

二是針對公民個人接受職業教育的需求,制定相應的鼓勵或資助政策。建議個人所得稅納稅義務人本人或者本人資助他人在國家認定的機構中接受職業教育的,其學費支出可以不計入個人所得稅應納稅所得額。這項制度有利于將公民個人需求轉化為職業教育發展動力。同時國家繼續健全和完善針對農民子弟、困難人群和社會優撫對象接受職業教育和培訓的國家資助政策,并針對流動人口探索發放“職業教育券”等資助新途徑。

 

三、如何使職業教育成為廣大青年的理想選擇

 

在西方很多發達國家,接受職業教育成為青年人普遍選擇。例如,德國雙元制職業教育被視為經濟騰飛的秘密武器,有75%的青年人通過接受這種職業教育走向工作。在瑞士有60%以上的學齡青年參與學徒制學習。在發達國家大約有64%的人接受過職業教育,成為這些國家最穩定的人才。據筆者對1990年年代我國出生人口及其受教育情況研究,學齡青年通過接受職業教育走向工作的僅占46.5%

 

近年來,國家出臺了一系列促進職業教育發展的政策,職教辦學條件得以明顯改善,國家對職教學生的資助力度也越來越大,但并沒有從根本上改變廣大考生對職業教育的認識。據國家統計局數據分析,中職招生占高中階段教育招生總規模的比重從2009年的51.1%下降到了2013年的45.1%,同期高職招生占本專科教育招生總規模的比重從49%下降到了45.5%。國家重視、社會急需與考生選擇的“熱”與“冷”形成了強烈反差。

 

一是建議改革用人制度。我國早在1993年就提出“實行學歷文憑和職業資格兩種證書制度”,又經《勞動法》、《職業教育法》加以明確。學歷證書和職業資格證書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對于公民來講只要“二者有其一”即可,但實際情況是一部分職業只認可學歷文憑、一部分職業只看重職業資格,使得大多數人不得不去追求兩種證書。目前職業學校畢業生在學歷文憑上不具備優勢,而在獲得職業資格證書和擁有職業技能方面具有優勢。用人單位能否真正落實我國法律規定,建立起兩種證書的平等關系,消除不平等待遇,是人們選不選擇走職業教育之路的關鍵。

 

二是要建立職業教育標準體系和證書體系。職業教育畢業生要到職場中尋找定位,他們要拿著什么證書去找工作呢?現在的說法是“雙證書”,但不論是學歷文憑還是職業資格證書都不是職業教育自己的證書,況且“雙證書” 邏輯起點不同,標準各不一樣,分別歸兩個不同的政府部門管理,兩個體系并沒有在職業教育中融為一體,這必然影響職業教育的科學性,必然加重學生的學習負擔。因此,銜接用人制度與教育制度、變兩套標準為一套標準、變“雙證”為“一證”,是職業教育制度建設的核心,是科學評價職業教育人才、提高職業教育人才社會地位、激發年輕人學習職業教育積極性的根本保障。

(作者系首都經濟貿易大學研究員、中華職業教育社常務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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